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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年历为后人警示历史特殊年代的老皇历还为后人警示历史、不忘家仇国恨起到鲜明的警钟作用。如：《大清光绪三十五年时宪书》。清代光绪皇帝在位34年，根本没有“光绪三十五年”，所谓“光绪三十五年”，应为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。由于“皇历”必须要在前一年年底提前印制，而印刷部门无法预测皇帝何时更替，所以便出现了“光绪三十五年”谬误，以致该“皇历”出版发行时，在封皮“光绪三十五年”上，加盖了朱印“宣统元年”加以订正。1912年被推翻后的清朝皇室刻印了《大清宣统四年时宪书》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，在革命派的努力下，清帝接受优待条件退位，宣统三年十二月廿五日（1912年2月12日）颁诏退位,因此历史上并没有宣统四年。这一年（1912年）新历书中记载了这一事件并在题记中记有“北京城总都督袁世凯，南京正都督孙文，副都督黎元洪、黄兴，闫锡山，山西太原府大都督五台县人”。做了80天皇帝梦的袁世凯，刻印了《洪宪元年历书》（1915年），这些特殊年份、流传极少的老皇历是藏界追逐的“重器”。2000年，中国历史博物馆（现国家博物馆）在北京拍卖会上，以数千元重金将此两件历书购归，永久展示。又如1942年由沈阳付印、长春发行的壬午年历书，是一个叫长泽千代造的日本人编纂的。虽然也有一般历书的栏目，但有一半篇幅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殖民宣传内容，观其言词和画意，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罪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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